李全一   (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)

　　父亲的后半生，几乎是离不开锄头的。除了吃饭、睡觉与其他少数闲暇时间，你看到的，总是一个与锄头不离不弃，相伴随行的瘦削身影。要么，在挥舞锄头挖地刨土、掏沟疏渠；要么，攥紧锄把在小心翼翼地低头除草薅苗、打窝播种，再不然，就是肩上扛着锄头，背上背着竹篓匆匆忙忙地走在去坡地、田间的小径之上，风雨无阻。只是，雨天多一袭蓑衣和一顶斗笠，阳天多一顶草帽和一张汗帕。

　　父亲一年四季，总喜欢使用一把锄刃已经被刨磨得发着锃亮、显出薄利的挖锄，乡人也称这种主要用于挖土的锄头叫“条锄”，大约是以其条形状的外观来命名的。不过，父亲的这把挖锄是要比一般的挖锄铁钩适当加厚，锄体也要略显宽一些的，大致间乎于条锄与薅锄、板锄之间。这是他特地请家乡有名的冯铁匠专门为他锻制的。冯铁匠是父亲的故交兼酒友，否则断不会违背铁匠铺的常理，打出一把既不像正规的挖锄，也不像标准的薅锄的锄头来。也正因为父亲的这把挖锄与别人的有些区别，因此常受到一些乡人的讥笑与不削，但父亲却并不生气，毋宁说扛着它、使着它时，还有些满足与自得。

　　父亲的这把锄头，锄柄是用比较坚硬的榉木粗条制成，长1米5左右，已经被他的茧手搓磨得十分光滑，且带有明显的润泽，犹如被长期把玩已经起了包浆的一件古玩。父亲是个左撇子，但又左得不彻底。但凡需要双手同时把持用力的，总是左手在前、右手在后，使用筷子、切菜拿刀也是左手，唯独写字拿笔却是右手，他说这是小时读私塾，被先生强制纠正过来的。我也遗传了父亲左手用力的基因，但仅在使用锄头、斧头这类需要两只手一前一后把持用力的工具时，才是左手在前，其他仍习惯右手用力。

　　父亲原本并不是个应该扛锄头的人，在30岁以前，可能连他本人都以为自己就是一个秀才，是一辈子都要舞文弄墨的人。父亲在解放前读过私塾，有一些古文功底，后又在西昌读过简易师范和后期师范，解放前夕还在家乡县城当过一任小学校长。1951年家乡解放，父亲作为那时少有的“知识分子”，被征召参加了革命工作，那时的父亲，想来应该是踌躇满志、意气风发的。佐证是，三十多年后，我在编写县政府志时查阅历史档案，还翻阅到他于1953年用毛笔誊写的一份县政府发展规划报告，蝇头小楷，字迹端庄俊秀，有几分赵孟頫楷书的味道，又透着些许颜真卿的底色。1955年凉山实行民主改革，父亲的旧社会读书人身份，以及受到家中有国民党国大代表哥哥的影响，让他招致了排斥、打击。遂辞去机关工作，到一个偏远山村当起了农民，并迅速当上农业合作社社长。但好景不长，1959年在大跃进中又因历史问题锒铛入狱，被羁押两年多后，出狱时原来的生产队竟因他的政治问题不敢为他上户，不得已投亲靠友落户到了另一乡村，再次扛起了锄头。

　　由于母亲早逝，父亲刚到农村那会儿，是寂寞和孤独的。于是，祖母让我去陪伴他。但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似乎对当农民、干农活是非常情愿的。他从不报怨时代对自己的不公，也不惋惜自己的大材小用，对生产队分配的无论什么农活，总是认真地去完成。后来有了继母，又逢实行承包制、分田到户，为吃饱饭，他干得尤为起劲。再后来，我参加了工作，不能再帮衬他，家中的弟妹尚小，为了养家糊口，父亲干起活来，就更加玩命了。在那期间，我每次回家，看到的，都是一个肩扛或手攥着锄头的父亲，或正要出门下地，或刚从地里一身大汗地赶回家来。

　　父亲用一把锄头刨出了一家人的生活。为了能够使家庭尽快摆脱贫困，逐渐致富起来，他发挥了一个读书人的优势——善于学习与模仿。他让继母到云南文山学习种三七，回来后他从继母嘴里了解到种植常识，居然干得像模像样。还是用他那把锄头，硬是在从未栽种过中草药的家乡，种出了优质的三七。种三七，是一项非常精细苦累的农活，要选择向阳的斜坡地，先将生土深挖拍细，反复刨理弄熟，捡去石头、草根等杂物，再拢成一畦畦规整的厢地，掺入大量农家有机细肥拌匀，然后搭建起遮阳棚，再育秧、迁插，浇水、看管……，几乎一年四季天天不能离人，如此凡三到四年后方有一次收成。三七采收后，还要再经过晾晒、搓磨、捶拍等二十多道工序，方能达到向医药公司交售的条件。父亲成天扛着他那把锄头，忙碌在三七棚里，有时连吃饭也只能让家里人送到地里去。在三七成熟季，晚上还要住在棚子里守护，防止被偷窃。凭着勤劳与耐性，父亲种三七一举甩掉了家庭的贫穷帽子。但日子渐渐好过起来的他，仍然放不下那把锄头。即使生产队开会时，他也会扛上锄头，为的是会开完了，便于再到田地里去忙活一阵子。 

　　还记得，那年我接到县文工队录用的通知离开家时的情形。当我背着行李告别家人时，一向对我比较严厉的父亲却执意要送我一程，他还是一如往地扛着他那把锄头，一路上叮嘱我这，叮嘱我那，生怕我不努力被单位辞退回来。一直将我送出二三里地远，才在我的反复催促下，转身往回里走。我回过头，看着他那瘦削且已经有些驼背、满头灰白头发的身影，在山路上越来越矮小，唯有他肩上扛着的那把锄头的锄刃，在日光的映照下还闪着一星跳跃的银光。想到这些年他的辛苦与劳累，心上好一阵酸楚，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。

　　后来，父亲的劳动力越来越不济了，他便应家乡小学的邀请，到学校当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，教孩子们语文和历史课程。同时，也在业余时间辅导一些慕名而来的中学语文老师研读古文。后来我自考汉语言文学大专文凭时，古汉语和古代文学两科也主要由他辅导过关。他的记忆力是真的好，一本《古文观止》，无论讲到哪一篇的内容，他都可以随口背出一些重要句子来。在他代课小学的那两年里，父亲还是舍不得丢下他那把锄头，每天早上扛着锄头到学校，放学后，还会扛着锄头到地里刨刨这里，锄锄那里，似乎一天不摸锄头，心里就不踏实。

　　父亲的突然离开我们，事先没有一点征兆。据大妹说，那天早上起来，他先是扛着锄头到坡上薅了一阵玉米地，然后回家吃早饭，说吃过饭要进城看看孙子。那时我与夫人都是单位的骨干，工作繁忙，已经好久没有带儿子回去看望老爷子了，他想孙子心情迫切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不承想，刚吃过早饭，他就喊胸口痛，家里人不知他忽然得了什么病，便立即找来拖拉机送他进城问医，但拖拉机刚开出去不到一百米，父亲就驾鹤西去了。我接到消息时，有如五雷轰顶，完全不敢相信，那样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，从未查出什么要命的疾病来，就这样说没就没了。待我们赶回家中，对死因了进行了仔细分析，才初步判断出，父亲是罹患心肌梗塞猝死的。他生前没有享受到多少福，离开时也未曾给家人增加多少负担，真是把儒教一脉的利他精神释放到极致了。

　　前年，继母九十岁仙逝，回老家奔丧。办完后事后，终于有时间屋里屋外地转一转，寻找儿时的点点滴滴。由于大妹一家盖起了楼房，原来的土坯正房已经不见了，唯有厢房还保留着。走进厢房，一眼就看见了父亲生前使用的那把锄头，还挂在墙边上，锄刃已经锈迹斑斑了，但家人一直保留着，没有丢弃它。我想家人是觉得，只要那把锄头还在，父亲就设有走远，一直陪伴着大家。

　　抚摸着锄头，我的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