贺仲华（北京墨笺香文学社副社长）

          当敦煌壁画上的飞天衣袂与萨埵太子饲虎的血色在同一个石窟相遇，人类便永远地在这两极之间摆荡。那些飘曳的天衣托举着对爱欲的永恒向往，而岩壁上凝固的血色，则刻写着对死生的终极叩问——文明的经纬，从来都是在爱与死的张力中，织就最动人的篇章。

       爱情本是株双生花，一边开着纯洁的白，一边缠蜷着欲望的藤。《诗经》里“关关雎鸠”的啼鸣，像初春融雪滴落在青石板上的声响，把男女相悦写得如天光般澄明；沈复笔下的芸娘，用纱囊收梅花雪、采秋荷制茶，那小心翼翼的指尖，捧着的何止是清茗，更是把日子过成诗的爱情洁癖；柏拉图在《会饮篇》里让众人围坐论爱，把情欲升华为对美本身的仰望，让爱情挣脱了肉身的枷锁，在精神的星空里成圣。可另一面，兰陵笑笑生笔下沉甸甸的葡萄架，投下西门庆耽溺欲望的影子，让爱欲褪成了骷髅眼窝深处的幽光；劳伦斯让查泰莱夫人在林间与守林人相拥，用原始的激情戳破工业文明的虚伪面纱，把欲望写成对生命本真的觉醒；马尔克斯让阿里萨在霍乱横行的港口等了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，那横跨半个世纪的等待，是欲望的执念，也是爱情最偏执的注脚——原来爱里从来都藏着天使与魔鬼，二者共生，才是人间情爱的真实模样。

       而生命，本就是一场向死而生的辩证。史铁生摇着轮椅停在地坛的老柏树下，看阳光透过枝叶漏下斑驳的光斑，终于参透：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”，那些在轮椅上碾过的晨昏，把苦难酿成了哲思的蜜；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拖着大马林鱼的骨架返航，月光下那副白骨像一座沉默的十字架，宣告着失败里的胜利，毁灭中的永生；塞内加在《论生命之短暂》里劝诫世人：“我们不是在过日子，而是在等日子”，斯多葛式的冷峻里，藏着对生命最清醒的敬畏。可生命从不会困囿于死亡的阴影，它总在灰烬里开出重生的花。  《红楼梦》里一场大雪掩埋了荣国府的雕梁画栋，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结局里，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毡斗篷远去，把世俗的皮囊留在浊世，让灵魂向太虚幻境飞升；雨果笔下冉·阿让攥着主教的银烛台站在塞纳河边，那跳动的烛火照亮了他沾满泥污的双手，也把罪恶的灵魂引渡向救赎；黑塞让悉达多坐在恒河边，看河水冲走他的欲望、痛苦与迷茫，最终在流水的回响里悟得：“我即是河水，即是生命”，生与死不过是轮回里的一汪涟漪。

        当东西方的文学在爱与死的峡谷中相遇，便撞出跨越时空的回响。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写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”，把爱情写成了超越生死的神迹；莎士比亚让罗密欧饮下毒药倒在朱丽叶身旁，用生命献祭爱情，把悲剧酿成永恒的绝唱。李白对着长江叹“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”，把人生看成天地间的一场羁旅；里尔克在《杜伊诺哀歌》里说“死亡是生命最为成熟的果实”，把死亡解读为生命的完满——原来无论东方西方，人类对爱与死的叩问，从来都是同一种心跳。

       而当文学的目光投向当代，爱与死的命题便有了更沉重的分量。阿特伍德在《使女的故事》里，把女性的身体写成被权力操控的容器，生育权背后藏着的，是生命被异化的荒诞；余华让福贵牵着老牛在田埂上慢慢走，亲人的离去像镰刀割过麦茬，可他依旧活着，用苦难打磨出生命最坚韧的底色——原来在当代的荒原上，爱与死早已超越了个体的悲欢，变成了对时代的凝视。

       泰戈尔说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”，这大抵是对爱与死最诗意的注解。而文学，便是那束穿过千年时光的光：它让芸娘的梅花雪水永远清冽，让史铁生的轮椅永远停在地坛的晨光里，让罗密欧的毒药永远散发着爱情的芬芳。它用爱的温暖熨帖死亡的寒凉，用死的厚重丈量爱的深度，最终让我们明白：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在爱与死的峡谷中走过千年，是因为文学永远在那里，把爱写成不死的诗，把死写成重生的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