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全一   (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)

　　老黄叔，叫什么名，我至今不清楚。只知道全生产队的大人们都叫他老黄，或者老黄头；孩子们则叫他黄伯，或者黄叔，也有小媳妇们，让还在吃奶的娃叫他黄爷爷的。无论怎么叫，也无论谁人叫，他总是笑呵呵地应着，一脸享受模样。老黄叔的人缘好，好得让人既羡慕又妒嫉。

　　我认识老黄叔，是在1964年，他约么五十多岁，但几乎须发全白，背微驼，尽显老态，却神色健朗。老黄叔是个孤人，无儿无女，也无老婆。他的前半生，从来是个秘，他不愿向人提起，也就无人去故意打探、撩拨。老黄叔独自看管生产队唯一的水碾房。在那个无电的时代，这个碾房维系着全队数十户人家、两百来口的吃米大事，那是天大的事。

　　碾房里的碾子，由一架水车驱使，水车是由山塘里放出的湍流推动，山塘则是由山脚下一股清泉注满，每注满一塘，可碾两碾子稻谷。小时候我就一直以为，这碾子在碾槽内的转动，就像日月升降一样，是那么的神奇，划着自己的圆，却圆了别人的梦。

　　老黄叔的责任，就是定期开放水闸，控制碾子的转动，以及管理碾房内一架风米的风车，同时兼做打扫碾房卫生。那时，村人们白天要在生产队长的驱使下，统一出工，下地干活。生产队的活路，似乎总是干不完，一年四季少有闲暇。因此，碾房最忙碌的时间，通常是在晚上，一直到后半夜。

　　晚上的水碾房，总是会被松明子火光照得彤亮，那彤亮中，又总是烟雾缭绕。无论月明星稀，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人们只要看到半坡上的水碾房还在明光闪亮，就知道谁家正在碾米。而每当水碾房被松明子照亮的时候，也是老黄叔一日里最快乐的时候，他总是会哼着小曲，忙这忙那，一会儿打着电筒，观察水塘里的蓄水，一会儿靠近碾槽，看看是否有谷子溢出来。尽管那哼唱，总是被水碾子的轰隆声碾得稀碎，但老黄叔不在乎，他在乎的，只是能够与那轰隆声一唱一和，一同尽情地旋转。

　　如果说，晚上的老黄叔是一个天使般的存在，那么白天的老黄叔，在没有人来碾米的时候，通常就是一个无聊的醉汉。老黄叔在碾房边搭建了一个小小的简易偏房，权当自己的家。他的这个家，从不锁门，全生产队的人，无论老幼，均可自由出入。老黄叔看守碾房所挣的工分，分的粮食，多半是换酒喝了的。他似乎嗜酒如命，经常就着十数粒蚕豆、三五只糊辣椒，便能喝上一个时辰。喝完后，昏昏睡去，呼噜声震天响。

　　我那时不谙世事，却顽皮而无拘，如果白天上山砍柴回来，路过碾房，总要放下背架，好奇地走进老黄叔的房间，看他是在喝酒，还是在酣睡。老黄叔似乎是特别喜欢我的，见我进屋，总会笑眯眯地邀我喝上一口，吃一两颗蚕豆，或一只糊辣椒。我后来的嗜酒，一半是从父亲那里遗传而来，另一半则是拜老黄叔所赐。不过我对糊辣椒佐酒是抵触的，因为那实在是既辣嘴、辣喉，又会辣心，令人无法忍受。每次在他那里喝了酒，我也会礼尚往来，把背架上的柴火取下一些回馈于他，他自是从不拒绝。

　　老黄叔是个十分喜欢开玩笑的人，尤其是面对生产队的那些婶婶阿姨、小媳妇或者半老徐娘寡妇。由于他与谁家都无亲戚关系，所以开起玩笑来，常常是肆无忌惮。人们也深知他孤单苦楚，任由他说笑打趣，从不生气。有些娘们，有时还会主动调戏、挑逗他两句。不过说归说，取笑归取笑，老黄叔从不动手动脚，似乎在遵循着某种分寸。

　　有一段时间，坊间有流言传出，说老黄叔与队里那个风骚的刘寡妇眉来眼去，似乎有了云雨。大家打心底里高兴，都期盼着他与刘寡妇真的有点什么，并设想着他那从不设防的房门，有一个女人来把它悄悄关上。然而不久后，人们发现，这完全是大家的猜测，把捕风捉影添了油、加了醋，事态并未朝着人们期待的方向发展。风骚的刘寡妇，依然兀自风骚；嘴不把门的老黄叔，还是满口跑火车地打情骂俏，酒照喝，曲照哼，门照样敞着，人依然满面堆笑。

　　1966年，刚闹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会儿，国家提倡搞小水电，生产队所在的山村水源好，被选为县上的小水电开发试点，国家免费提供设备，派出工程技术人员来，带领一众社员建起了小水电站，村人家里，点上了祖祖辈辈从没见过的电灯。有了小水电站，电力富余，又很快建起了粮食加工房，脱离谷物、打磨面粉。老黄叔看守的水碾房，便渐渐失去了效用，成为摆设。

　　无碾可守的老黄叔，从此怕电、恨电。他被生产队安排做了仓库保管员，看守队里的粮食、农业机具等重要物资。只是队里禁止他白天喝酒，以保证头脑清醒，避免粮食、农具等出入有误。老黄叔口头应诺着，干得也算是认真。但我觉得，他心里多少是有些怨气的。没有了碾子的轰隆声相伴，没有了钟爱的杜康君相依，老黄叔的精神总是萎靡着，脸色也逐渐黯淡下去，背更加弯曲了，少了玩笑，多了沉默。尤其听不得人谈论水电站、加工房，一旦有人提起，他总是黑脸相向，或者莫名地与人争执起来。

　　父亲与老黄叔是有些交情的，这交情来自于何，我不太了然。只是在老黄叔看管水碾房那会儿，逢年过节，见过父亲约他到家里吃酒，两人似乎相谈甚欢，或许是两个老光棍，同病相怜。在他看守仓库的这段时间里，父亲偶尔会让我给老黄叔送些自家地里的菜蔬、瓜果。父亲说：“老黄叔病了。”这时我去看他，问他得了什么病，他总是说：“小病痛，不碍事”。也不再让我喝酒，还劝导我：“酒这东西坏事，要好好读书，今后像你父亲那样能写、会算，当个计分员”云云。

　　1969年，在我参加工作离开家乡后不久，父亲来城里，一副忧伤的样子对我说：“老黄叔走了。”我问：“怎么走的？”父亲回：“上吊死的。”我又问：“为何上吊？”父亲说：“不太清楚。可能是难以忍受病痛的折磨。”我一时凄然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但我知道，他的死，既与长期耆酒有关，也是失去碾子的轰隆声而注定的，自从水碾房关闭那天起，他的病就已经无治，他是去天上看管碾房去了。

　　但愿天上，真的有水碾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