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全一（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）

　　在南方海边避寒过冬，天天海风轻拂，阳光、沙滩。完全沉浸在如春的温暖日子里，早已忘记了严寒的味道。

　　这些天，看新闻联播，见到北方纷纷扬扬下起了今年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，塞北已经天寒地冻了。这才恍然意识到，冬至快到了。一年最为凛冽的严冬也快到来了。而每当严冬到来之际，我的潜意识里都会飘起一场大雪。

　　这是一场刻骨铭心的雪，令我终身难忘的。

　　那是1977年的冬至过后，小寒节气前夕，彼时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才刚刚过去一年。全国人民正欢欣鼓舞，鼓足干劲，高唱着激昂深情的《祝酒歌》，抓革命，促生产。我们这群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青人，也欢天喜地地加入了县委工作队，自愿上山下乡掀起揭判“四人帮”的热潮。我被分配到全县海拔最高的彝族聚居乡马洪乡。该乡的不少地方海拔都在2700米以上，乡政府所在地海拔2810米。当时这个乡不通公路，交通完全靠走。且距离其他乡镇最近的也有40公里的路程，距离区政府所在地拖木沟则需要翻山越岭，穿过原始森林走上8个小时。

　　这年的冬天，天气有些奇特，大雪节气一过，就隔三差五地飘洒着雪花。但冬至节气过后，则一反常态地天天艳阳高照。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又是一个暖冬时，临近小寒节气时，天气忽然急转直下，一路严寒相逼，大寒前夕，更是忽然降起了暴雪。此时，乡上的干部、工作队成员要么到县上、区上开会去了，要么休假回家了，整个乡政府仅留下我这个尚未成家的工作队秘书坚守岗位。乡上其他部门，如卫生所、供销社等的工作人员，几乎都是赤脚干部（亦叫半脱产干部，身份还是农民），暴雪一来，都纷纷回家抗灾去了。只有停了课的乡小学还有一名无家可回的钟姓男老师留守在学校。

　　那时一个县只有一个气象站，气象预报的准确率也比较低，而且信息转递主要靠电话，我留守乡上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听电话，以及通过电话反映各村大队、小队的生产情况。对这场雪的到来，县、区也曾作了预报，但电话通知说是中到大雪，可能持续一至二天。我也及时向基层干部作了通报，让他们做好防寒准备。一开始，我们跟天气预报一样，都以为这场不期而至的暴雪，不久就会过去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但暴雪下到第三天中午时，唯一维系乡政府信息联络渠道的电话线被大雪压断了，乡上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，成了一个孤岛。我一下子慌了起来，因为这时堆积起来的雪已经有半人深浅，乡政府通往各大队、小队和区、县等外界的所有道路全部阻断。更为严重的是，食物所剩无几，只余下半口袋已经发芽的土豆和小半盆荞面，以及些许食盐、酸菜外，其他如大米、蔬菜之类，一无所有。

　　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钟老师拎着一块腊肉、半小袋大米和一塑料壶白酒，淌着齐腰深的雪，从500米外的小学来到乡政府，说与我同甘共苦，共渡难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是钟老师所存的全部可食用的物资。钟老师的到来，令我十分感动，也给了我克服恐惧、度过难关的极大鼓励。钟老师年长我一岁，他已经在这个只有两个班的小学工作五年了，对如何在高山上过冬，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。他非常清晰地分析了我们两人的处境：一是短期内无法有外援，基层生产大队、小队距乡政府最近的也在三公里开外，且村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情况，不会主动驰援；二是乡政府和工作队的领导虽然能猜测到我们的境况，但只能干着急，因为积雪太深，根本无法辨别道路，不敢冒险上山，因此也是爱莫能助。三是被暴雪压断的电线不是一两处，甚至可能不少电线杆都已经被暴风雪摧断，短期内无法修复，目前与外界的联络只能靠人传递，但也要等待积雪稍有融化才能做到。基于此，我们只能自救。

　　于是，在钟老师的建议下，我们重新规划了食物、燃料的限量使用，静待雪停、雪化，坐等救援。好在乡政府储备的柴火、烤火取暖用的木碳都比较充足，这给了我们较大的信心。

　　就这样，我们在孤寂中艰难地又熬过了三四天，此时虽然雪已经越下越小，一天要停息好几次，明显已经到了强弩之末，但由于天气实在寒冷，多日累积起来的厚雪非但融化得十分缓慢而有限，甚至底层已经积冰。立刻得到外界救援，仍然不现实。而更加令人忧心的是，食物已经基本耗尽，剩下的只有四五个土豆和小半壶白酒。

　　其实，在这种环境下，不只是人处在绝境中，甚至连鸟儿们也承受着生死考验。由于遍山遍岭都是白雪皑皑，茫茫一片，所有的树木也都披挂着厚厚的雪衣，鸟儿很少能够采集到食物。于是就有成群画眉之类的鸟儿，飞到乡政府四合院来，试图在院内探寻食物。这些鸟儿已经饿得枯瘦如朽木短枝，羽毛零乱，几乎都已经快飞不动了，人一伸手就可以轻易捕捉住。

　　我就想，实在无法了，我们就抓鸟充饥。但钟老师坚决反对，他认为，姑且不说此时的鸟已经除了骨头没有肉，即使有肉，许多鸟儿已经生病，带有病毒，食之反而有可能害死我们。进而，他悲悯地说：“那也是一条条活着的生命，在这样的绝境中，我们与它们应当同病相怜，不该再去伤害它们。”

　　至此以后的两天，钟老师每日都只喝二、三两小酒，然后微醺着睡下，他说：“在酒精的麻痹下，人的饥饿感觉会减轻。”那剩下的几个土豆，几乎都让给我吃了。

　　就这样我们坚持到了第九天，乡领导和区上救援小组终于排除艰难险阻送食物上山了，我和钟老师终于得救了。

　　那场旷日持久的暴雪，虽然让我几乎喝了西北风，但同时也给我留下了最为珍贵的记忆。钟老师那临危不乱的气度、关爱他人胜过自己的品德、悲悯一切生命的襟怀，更是令我永生难忘。

　　患难之交的生死友情，胜过任何亲情。从此，钟老师成为了我精神上的一位良师益友。

　　就在这场暴雪过后的不久，我的工作队生涯就结束了，又回到县城原单位按部就班地工作。而我的好朋友钟老师，则依然坚守在马洪山上那所极其简陋艰苦的袖珍小学，只是到了寒暑假，他才有机会来县城与我小聚畅叙。再后来，我被提拔当了县委宣传部领导，有心想把他调到山下的小学工作，只可惜，此时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心肺疾病，送医不久便不治过世了，给我留下了终身遗憾和深深的愧疚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每当遇到下雪的日子和有雪的环境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怀想起曾经与钟老师共同经历过的那场暴雪。

　　大雪无痕，人有痕。怀念一场雪，更怀念那场雪中一起共患难的那个有着洁白灵魂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