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龙泉  (四川金堂)

　　人上了年纪，总爱回忆往事。那些沉淀在岁月深处的记忆，如同老屋梁上的尘埃，平时寂静无声，却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被一阵风、一首歌轻轻拂动，便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，迷了眼眶，湿了心田。

　　前几日，在城郊的农家乐，竹影婆娑间，不知何处飘来老狼那首《同桌的你》。吉他声起：

　“明天你是否会想起，昨天你写的日记……”

　　歌声像一把温柔的钥匙，轻轻旋开了深锁的记忆闸门。时光倏然倒流，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弥漫着泥土气息和青草味儿的乡间小学，看见了那个名叫晓兰的姑娘，她就坐在我旁边，眉眼弯弯，像一弯新月，照亮了我懵懂的童年。

　　那时的我们，在毗河湾那个叫新光小学的地方，还是一群“刚穿牛鼻子”(上学)的野孩子。男孩们的精力仿佛永远耗不尽，像山间的猴子，上房揭瓦，下河摸鱼，即便被拘在教室里，也时刻酝酿着小小的“叛乱”。

　　倘若同桌是男孩，那课桌便成了战场，不是叽叽喳喳地讲小话，便是为了一块橡皮、一寸地盘而干起仗来，那真是热火朝天。

　　班主任沈二老师，是一位精明而有智慧的数学老师，他看透了这群“猴儿财神”的秉性，使出了一招“以静制动”的办法，利用乡村孩子分男女界线的弱点，来个“男女同桌”。

　　这在当时的农村小学，堪称一项大胆的“改革”。彼时，由于受“男有男朋，女有女朋”的封建思想影响，男女界线分明，如同楚河汉界。我们利用这条规则，在课桌中央用钢笔狠狠划下一条“三八线”，更有甚者，用小刀刻下深深的沟壑，以示泾渭分明，互不侵犯。那一道道线是童年时代一种古怪而倔强的高墙红线，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　　课堂因此常生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。你正聚精会神听着课，忽然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接着便是一个男孩委屈的嚎哭。老师追问，那女孩必是振振有词：“他越界了！”老师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。

　　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音乐课上的那一幕：长着“不懂音乐的耳朵”的叶家树，在叶成惠老师的风琴声中酣然入梦，他那白嫩的小脸，不知不觉便逾越了“国境线”，甚至流了一小滩晶亮的鼾口水。

　　他的同桌，那位颇具“主权意识”的女生，忍无可忍，竟举起当时我们人手一册的“红宝书”，照着他的脸蛋“啪啪”两下。

叶家树从梦中被拍醒，摸着瞬间泛起红晕的脸，委屈得嚎啕大哭。那场景，如今想来是喜剧，在当时，却是我们世界里严肃的“边境冲突”。

班上的卢莽子(卢昌德，人称小莽)，就常受同桌人称“母夜叉”的女孩的“霸凌”，他个子大，身体经常“越界”，侵占对方领地，自然挨打就成了家常便饭。

　　一日，他愤愤地对我说：“你看你的同桌晓兰多好啊，从不欺负你。我遇个母夜叉同桌，脑壳都敲起青头儿包了。你看嘛，老子哪天总要收拾她一回！”

　　果然，第二天清晨，那女生伸手到桌肚里放书包时，触到一个软乎乎、凉冰冰的东西——竟是一只死癞蛤蟆！吓得她鸡声都叫出来。我晓得是小莽的杰作，还故意装着吃惊的样子，大声说：“肯定是二班哪个娃儿整冤枉的！”目的是转移视线，为卢莽子解脱。

       大家却心照不宣地哈哈大笑。在我们力挺之下，怀疑对象卢莽子在老师面前死不认账，这场“复仇”最终成了无头公案。从此，卢莽子那儿“西线无战事”，他可以把脑壳伸出“边境线”呼呼大睡了。

　　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女生桌肚内还出现过死耗子、乌龟。如果再欺负卢莽子，还可能出现活菜花蛇。这是卢莽子放出的狠话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前年同学会，我见到了那位当年的“母夜叉”，如今已是儿孙满堂的慈祥老太太了，聊起这桩往事，她拍着腿哈哈大笑，眼角的皱纹里，盛满的都是逝去的时光。真的，那些曾经的“恩怨”，早已被岁月酿成了醇厚的玩笑。

　　我是何其幸运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与晓兰成了同桌。她是我们班上的一股清流，来自本村一个书香门第。印象中，她细长的脖子上，总围着一条水绿色围巾。圆圆的小脸蛋，嵌着一双清纯的细眼晴，总是成天笑眯眯的，从来不生气。

　　后来我父亲才告诉我，她父亲是他读私塾时的同窗。难怪我常看见穿着白色警服的大叔在父亲医疗站谈笑风生。

　　晓兰文文静静，我从未看过她生气，很想看她生气的样子。上语文课时，趁叶成惠老师转身写粉笔字，我故意用直尺轻轻敲她，想惹她生气。她推开尺子，轻言细语地说：“龙泉，别闹了，好好读书吧！叶老师看见会生气。”

　　她投给我的不是愤怒，而依然是微微浅笑，真的，她古雅得就像一株含羞草，却又不失雅致与大方。

　　在全班课桌都“界河”分明之时，唯有我俩的那张不长的木桌子上，光洁如新。

　　我曾学着别人的样子，郑重其事地对她说：“晓兰，我们也划一条线吧，免得……免得我占了你的地盘，人家说我欺负你！”

　　她听了，眼睛弯成了好看的月牙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划啥子线嘛，让人家去说讪。再说，谁欺负谁，还不一定哩！”?说完轻轻瞪了我一眼，算是生了一回气。

　　这线，终究没有划成。她非但没有“欺负”我，反而给了我最大的宽容。午休时，我常常睡得昏天暗地，头不知不觉就歪到了她那一边。她从不推醒我，只是悄悄地将自己的身子往墙壁那边缩了又缩，留出足够的空间给我。

　　有时我醒来，撞见她正安静地看着我，目光柔和。见我醒了，她细声问：“醒啦？睡好没有？”脸上却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。

　　我则窘得满脸通红，忙不迭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整得你都没睡好。”

　　那段无界的课桌，成了我童年里一方安稳、温柔的净土。至今想来，那是人生最值得留恋和回忆的。

　　我家兄弟四人，没有姐妹。晓兰的安静与善意，恰好满足了我内心深处对一位妹妹的想象与渴望。

　　我那时学习不谦虚地说，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，尤其语文成绩十分突出，这背后，离不开晓兰无声的“资助”。我家除了父亲的医药书，再无其他读物。而晓兰家，因她父亲是县里的公安战士，那些被列为“毒草”的禁书，竟得以在夹缝中幸存下来。她便偷偷地将家里的藏书借给我看。

　　 从她那里，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《三国演义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红岩》《晋阳秋》《林海雪原》……这些书籍，像一扇扇窗户，为我打开了一个远比乡村辽阔、壮丽的世界。那些英雄的故事、传奇的情节，不仅滋养了我少年的心，更在我心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。可以说，我日后对文学与写作的热爱，其根基正是在与晓兰同桌的那段时光里，由晓兰妹妹亲手帮我种下的。

　　1973年，我跳级考上了杨柳初级中学，离开了新光小学，也离开了同桌晓兰。离别时，似乎没有特别的仪式，那个年代的孩子，情感是内敛甚至笨拙的。我们只是像平常放学一样，说了声再见，却不知这一别，竟是漫长的半个世纪。

　　自那以后，五十多年的光阴如流水般逝去，我们却从未谋面，甚至不知一点对方的讯息。我的脑海里，关于晓兰的印象，永远定格在了十二岁：那个有着圆圆脸蛋、细细眼睛、带着浅浅酒窝、冲我温柔微笑的少女。

　　两次初中同学会，她都因故缺席。我只是断断续续地从同学那里得知，她后来没有考上大学，好像进过鞋厂，后顶替父亲的职位进了交警队，结婚、生子，调去了成都。我则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回金堂教师，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1995年我举家去了成都。看似交汇，却各自飞奔。

　　再后来，我们在微信上取得了联系。隔着屏幕，我们有了简单的问候。她会为我发表的“拙作”点赞，留下一两个鼓励的表情。我们同在一座城市，成都虽大，却也并非遥不可及。然而，我们却像两颗有着自己轨道的行星，始终未曾再见。

　　 但我们少年时代那份友谊，随着年龄增加，成了彼此永远难以忘怀的兄妹一般的牵挂。

       这或许就是缘分吧。是啊，有些人，注定是用来怀念的。同桌的晓兰，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，她更是一个符号，象征着我那清贫却充满书香的童年，象征着一份未经世事污染的、澄澈的善意与美好。她永远在我的记忆里，永远是那个让自己挤在墙边，为我让出一方安睡之地的小姑娘。

     《同桌的你》早已唱完，农家乐的喧嚣重新入耳。我端起微凉的茶，望向窗外。夕阳西下，天边是一片温暖的橘红色。

      我在心里轻轻地说：晓兰，但愿你在城市的某个角落，一切安好，永远快乐，幸福，安康！

      但要记住，别忘了那一段彼此无界的同桌时光，是我们此生珍藏的，最温柔的宝藏。更别忘了在这座城市的角落，还有一双老眼，默默注视着你，希望你健康快乐！